张瑞琨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先生说，一路支撑他走来的是两个初心：一个是政治初心，一个是事业初心。政治初心就是入党，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千难万难都要尽力克服；事业初心就是从事教育，作为一名教育战线的成员，一定要将人才培养好。他对党的赤诚之心、对教育的灼灼热情，使我深为动容与钦佩。
韶华不负，负箧求学立初心
拉开时间的维度，回首望去，张先生与教育结下的缘分似乎是一早就定好的。弱冠之年，意气风发的他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号召，成功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成为了一名师大学子，在研习专业的过程中对理论物理的兴趣日渐盎然，投身于物理教学的期冀慢慢地在张先生的心底伸展开了触角，毕业后顺利留在物理系理论物理组任助教工作。随着助教工作的展开与对理论物理的炙爱，张先生意识到继续深造的重要性。当想法有了苗头就期待着回音。于是，张先生决定暂放手头的工作，赴苏联攻读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求学异国，任重而道远，但他迎难而进、不屈不挠。语言难，那就去北京闭关学习整整一年俄语，克服语言障碍；专业领域陌生，那就早晨六点半起床，深夜十二点睡觉；一页一页、一本一本地啃书，直到将所有的数学公式推导出来。仅仅三年半，就通过考试、完成论文，并获得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副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减重10公斤，背回国内120公斤书。
光耀杏坛，严谨治学付丹心
1963年，张先生学成归国，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传道、授业、解惑。文革期间，理论物理被扣上“工农兵学员的拦路虎”的罪名，他不得不暂停这一领域的科研。然而，一个为人师者的教育之魂是浇不灭的。在导师袁运开先生的带领下，张先生从理论物理研究转向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研究。专业的转换、学科的跨度，这些都使他不得不从头学起。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到自然科学史丛书；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一本一本研读，就这样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功底。文革结束后，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改建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招收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的研究生。后来，为了学科得到更好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合并为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先生任研究所所长。在任期间，他将所研所思的学科知识注入笔尖，在编写教材上不竭余力，组织、参与撰写了《自然辩证法（讲义）》《物理学研究方法和艺术》《物理学的进展和前沿》、上海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近代自然科学史简明教程》等多部教材著述，其所主编的《近代自然科学史概论》（上、中、下册）获得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二等奖，《自然辩证法通论》第一卷《自然论》获得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砥柱中流，勇担使命献忠心
1982年，应学校领导的要求，张先生调任校外事办主任，时隔不久又被市委调至上海市高等教育局任副局长，主抓市属高校的重点学科建设，自此走向教育行政岗位。在职期间，张先生秉持教育初心、从未脱离教育与科研工作，坚持带研究生做课题。1990年他回校任副校长，后又继任校长职务。在任期间，他秉持刘佛年和袁运开前两任校长提出的“学术性与师范性的统一”，排万难而奋进，坚持教育教学改革，制定60字办学方针作为具体奋斗目标——“正确定位，办出师范特色；确定目标，发挥学科优势；立足上海，面向华东全国；加强联系，扩大校际合作；从严治校，提高管理水平；深化改革，创建一流学校。”他主张学生必须走出校门、走向实践、为社会服务，才能成长为大学与中学的骨干教师，提升教学研究的水平。在提升办学、教育质量的同时，张先生尤其重视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他认为“师范”在于育人，师范生要以身作则，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今后成为合格的人民教师打好优良的底色。为加强文理学科间的渗透与联系，他将“学年制”逐步改革为“学分制”，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自主权。这一举措对打通人才培养通道、打破专业壁垒起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数十年时光悄然流过，从求学，到任教，再到从政，师大见证了张先生对教育初心的践履与笃行。从学生到师长，从理论物理到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史，从教育到管理，张先生受到师大的煦浴与涵养，也影响、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师大人。
“教育是门事业，要提倡奉献；教育是门科学，要提倡按规律办事，提倡求真、务实；教育是门艺术，要提倡创新与创造。”这是张先生对教育的真知灼见，也是一位教育者的赤子初心与不竭动力。
（尹紫涵、郭舒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