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认识严佐之先生是2005年10月在河南洛阳举办的程朱理学会议上。后来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博士研究生，亲炙于严先生门下。
严先生学养深醇，涉览极广，所学浩博无涯涘，沾溉后来者亦广。尤其湛深版本目录，精研道统义理，学有本原，论议通达，蜚声海内外。先生治学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颇为严谨，对待学生的学业从无丝毫疏忽，这在同门和学长中间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家都形成了共识：严先生真乃严先生也。
入校不久，我便深刻地领教了先生之严。记得在两周一次的同门读书会上，诸同窗分享各自的论文或读书心得，然后由先生评点，与会者有闫春、毛文鳌等。一次，我以“试论古代私家藏书文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学”为题进行汇报，既毕，先生特援引《中华读书报》所载季羡林先生事迹，借以警醒弟子问学不宜讨巧，不可不务实。季老谈及陈寅恪、汤用彤诸师等对于自己的影响，坦言正是恩师们的培养和影响方造就了自己，“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行走”。先生以此为引子，发表了对敝文的看法，显然是颇不满意，判道：“是文综述诸家观点较详，而深入分析、阐发一得之见，则显得薄弱；倘作为专题报告讲述尚可，如公开发表则欠火候。”听起来，先生的言辞和语气虽并不犀利，然而当时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脸上刹那间火辣辣的，恨不得能寻一地缝钻进去。这一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深知先生对弟子们期望甚高，非止于一般意义上的“混”张文凭而已。先生这一棒喝，意在鞭策我奋发向上，不能懈怠，正如古人所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到后来我在大学教书，给学生授课时，也常常将这次经历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启发学生尽早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勤学苦练，而不是浮皮潦草地应付了事。这篇关于私家藏书文化的文字，后来尽管刊发在《图书情报工作》上了，但我心里明白，这与先生对弟子公开发表论文的预期和要求，还是有相当大距离的。
我曾向先生请教如何写文章，先生答曰：“应多看，多揣摩、品味名家们的文章。一些顶尖级的刊物的编辑介绍过，看作者来稿，一般是先看题目，若题目无新意，则首先被剔除；感觉题目尚可，再浏览文章的框架，若能吸引人，抓住读者，即会继续读下去。因此写文章，须于题目创新上多下功夫，在精巧构思上多用心思，有见地，言之有物。”
先生多次讲到所内的学术传统，向我推介所内诸位老师的治学方法，曾经谈道：“刘永翔先生尝云：‘读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读透彻，乃可悟出他们研究的方法与路子。’做文献整理，当借鉴前贤的做法，做一些扎实的功夫，材料靠得住，这是治学的基础。”此亦先生手把手教我如何为文之一例。
先生回忆自己在哈佛燕京大学访学时，老师布置一些书志任务，同学皆迅疾完成了事，自己不求速，而求质，不是功利地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而是利用访书的宝贵机会，抄录了诸多题跋文字，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先生讲这段经历，就是在告诫我，学问无巧，需要做一个有心人，培养学术的敏感性，久之可以厚积薄发。况且，勤奋努力者的付出都不会白费的，眼界的开阔、学养的积累也不是一日之功。先生一直鞭策我在学术的道路上要眼界开阔、基础扎实，只有下苦功夫，练真本领，才可以通过自己的著述真正地在业界站稳脚跟，赢得一席之地。这成为我在问学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每当自己有所懈怠时，想起来，即会振作起来，重新踏上跋涉之路。
先生个人的撰述向来是一丝不苟的，一篇一段，一句一字，构思精巧，布局精妙，笔力精到，可谓高标准，严要求。2016年在武夷山召开的“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之“近思录专辑”新书发布会上，先生撰写的论文获得一等奖，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2017年，先生垂训曰：“‘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之《朱陆异同专辑》即将付梓，正为此辑撰写一篇大序。一文结成，反覆琢磨，仅开篇数语，即更正十五六次，犹不自足。”此种治学精神，堪称文献界学者之楷模，亦我辈及后来者所效法之典范。
先生治学实事求是，从不虚掷一语。尤其对程朱陆王之学，持平允立场，不立门户，不专一说，多有自得。先生博观约取，荟萃群言，以明理学之道统。尝读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五七遍，渐有心得，反观宾四先生所学，乃悟学问之有浅深也。一日，先生对我与外子语道：“钱穆先生审读朱子学发展源流，搜罗文献之博广，组织材料之缜密，目光独到，笔触老练，故能发人所不能发，言人所无以言，可谓识见高远，才力卓异。”先生钻研相关文献既久，不觉在某些专业方向上有异于先贤之处。由于占有材料广泛，深入思考钻研，因而可以较前人阐发得更为透彻、更具眼力。先生问学用力之勤，搜采之博，值得钦佩。
近几年来，先生重点研读的书目大致有《朱子新学案》《王阳明全集》《二曲集》《顾亭林与王山史》等，措诸案头，反复琢磨，以求有新得。为撰某文章，特找来《顾亭林与王山史》阅读。先生读王弘撰，盖慕其论学平允，于晚明门户之争，不谓然也。尊朱不抑王，宗儒不排佛道，谈话间，亦可闻见先生于佛老学术有宽容理解，对一些高僧大德的智慧与操行亦赞赏有加。先生尝谓：“朱子辟佛，非因其全体错误而批评之，而是针对一些学者缺乏根底径直信佛易于走偏也。”先生持论通达不党，兼收并蓄，笃实不欺，此先生为学之大旨也。
先生回顾数年前在武夷山会议会上发言后，有人递上纸条提问，书曰：“何谓圣贤气象？”先生解释道：“圣贤气象，即读书、修身所反映出的气质、表象，周茂叔光风霁月，程明道如坐春风，亦如毛泽东所讲的，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此语亦可用当时在武夷山坐车时导游让车上的人员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理学”的精髓，先生回答说：“就是做个好人”，这与“圣贤气象”可等同视之。先生谈到，刘永翔先生有极高修养，似乎从未见其发火，讲话慢条斯理，即使在批评人时，亦是语调语速平缓。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无刘师那么高的修养。他形象地将刘师比作明道先生，自比伊川先生。复引明道先生的话讲道：“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从旁观之，二先生行事风范，真可效二程先生也。
生活中处处见得学问，非止于读书研究之间也。此先生之又一高明见解，对此叮咛再三。在批讲《问学录》时，先生又摘出一段文字谈道：
“故近溪以捧茶童子之自然知戒惧者为道，而以不虑而知为学问宗旨。谓圣人见世人知处太散漫，而虑处太纷扰，故其知愈不精，所以指示源头，言知本是天，不必杂以人为，此则不唯从前散漫纷扰之病可以尽消，而天聪天明之用亦将旁烛而无疆矣。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虑，正是发人之虑也。”
先生指出，道非止于圣贤间也。譬如这个捧茶童子，当有客人来访，他捧着茶碗，一步一步地从厨房出来，一路上左转右曲，上下台阶，却平稳无洒落，好端端地送到客人面前。这样一组动作，事情虽小，道已寓焉，足见这个童子内心能够做到诚敬，戒慎恐惧，兢兢业业，心无旁骛，可谓之敦伦尽分。闻听斯言，豁然开朗，佩服先生读书，也不是停留在书本上、文字中而已，贵能于一点一滴间识得汪洋大海，令人钦服。
先生谈到多年来研究理学，不只是单纯地做整理研究，而是结合个人的修养来思考一些问题，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感到受益多多。先生反对功利主义的做法，强调利他、利众、利国、利民。他举出明儒吕坤的名言：“肯替别人着想为第一等学问。”在功利成为时尚的当下，先生举出吕坤此语，正是道出了他本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实在是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文献研究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先生开创的道子、付出的艰辛、秉持的理念，正昭示和启迪后学者，踏实与勤奋，将成为前进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伙伴。我接手了先生当年开设过的专业课程“版本目录学”“《四库总目提要》讲读”等，希望通过课程的引道和启发，让古典文献学的学生认清自己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责任和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感恩先生的知遇，感谢先生的教诲！
作者：任莉莉，就职于中文系，就读时段：2006年9月-200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