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刚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了大学生活中的第一堵墙壁。
那时候的我只是一个刚刚从高中走出来的，怀抱着满腔热血却对世事一无所知的稚气少年。我总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那时候的我觉得基础数学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学科，又自以为自己在数学上天赋异禀，仿佛未来能与丘成桐、韦东奕共同探讨深奥的数学命题。我甚至曾经扬言，“即使我吃不上饭，我也要去从事数学研究”。于是，我在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将“数学与应用数学”填写在了每一行的第一列。
但我的父亲一直都不去理解与支持我的数学梦想。他总是和我讲述我们家庭并不富裕的现状，鼓励我未来去从事与计算机或金融行业相关的工作，让我考虑未来的就业问题。即使他最后同意了让我将“数学与应用数学”作为每个大学的第一志愿，我仍然感觉得出来，他对这样的选择没有太多满意的心情。
在我与父亲的争执尚未彻底告一段落之时，高考录取的结果却给了我当头一棒——由于高考分数没有达到数学学院录取标准，我并没有被自己心心念念的数学学院所录取，我只是被与这个专业有一字之差的数据学院录取了。后来我才知道，“数据学院”虽然只与“数学学院”仅一字之差，学习的内容却有着千差万别——数据学院是一个主要学习计算机的地方。
在录取结果出来后，我的父亲似乎在为我最后不得不学习计算机而暗喜，他觉得我的前程会比学习基础数学要光明多了，但我在录取结果刚刚出现过后就开始念想着转专业的事情。他听到我在甚至还没有尝试去了解数据学院就已经动了转专业的念想的时候，也失去了他最后的耐心，对我一顿数落。
那是我大学阶段的第一堵墙：理想与现实的墙。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觉得数学是我最崇高的理想，我愿意付诸时间去品味它的美丽。然而，我却不能否认从事基础数学研究，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对学科的满腔热爱，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对社会与国家的期待，它可能短期之内的确无法为我创造如同学习计算机带来的收益。我坚信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可我却无法否认我父亲说的每一句现实。于是，一堵分割了理想与现实的墙出现在了我人生的道路上，是否要申请转专业成为了我当时最大的心事。
来不及纠结这些，本科阶段的学习就开始了。
我在大学的第一堂课，正好是《高等数学》。我知道，数学科学学院的同学们是不会去上《高等数学》的，他们学习的应当是《数学分析》。于是，与其他对大学生活满怀期待的大学生不同，我走进陌生的教室，心中竟充满了遗憾与不甘。
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数学科学学院的杜若霞副教授。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在平常上课的时候总是笑盈盈地与我们交流。与我的高中老师告诉我的“大学老师在下课以后就会立刻离开教室”不同，她每次下课都会留在教室里，为那些有数学问题的同学答疑解惑。因为我的寝室的所有同学都会认真学习，经常一起去问杜若霞副教授数学问题，她对我们寝室留下了一些印象，有时候她在学校里遇见了我们还会和我们打打招呼。
在教学方面，她已经足以称为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但我却希望能和她有更多的交流。我知道，她是我现在身边最了解数学科学学院，也是最了解数学现状的人了。我不期待她能拆除我面前的这堵高墙，我只期待她能告诉我一些客观的事实。
于是我在一天的课堂后，单独找到杜若霞副教授，与她聊了聊我遇到的理想与现实问题。实际上，我的家人并不鼓励我去咨询杜若霞副教授，因为他们觉得，数学科学学院的人，怎么会觉得数学不好呢？怎么会不鼓励我来学习数学呢？恐怕她会告诉我很多数学与数学专业的好处，然后让我陷入得更深。
但是，她并没有做出这样不负责任的选择。她在听了我的阐述后，深刻地感受到了我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但她并没有就因为身在数学学院就向我推荐自己的专业，而是基于自己在数学学院的工作，以实际的角度向我分析了我目前担心的问题的现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要两年，但我仍然记得她说的那一句话：
“无论是在目前的专业学习，还是来到数学专业，我相信你都能做出一番事业的。你还年轻，你有时间，你可以大胆地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
我这才意识到，她不止看到了我人生道路上的那堵墙，她在试图告诉我，如何拆除这堵让我纠结许久的墙壁。在那一刻，她不止是一位教授《高等数学》的老师，也不止是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位副教授，而是一个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如今希望后人能走出合适的路的长者。她不会看着自己的学生在纠结中迷失，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学生一定要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世界，她会去理解我的境遇，理解我的心境。尽管她说的话是其他人也能说出口的，但对那时候的我而言，那些话却深深地鼓舞了我。
最后，我的确申请了转专业。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疫情管理导致的各种不便，以及当时为了学习数据学院的必修课程而导致的对高等数学学习的疏忽，我最终没有通过数学科学学院的转专业考核。但我知道，我为此拼搏过了，努力过了，尝试过了，那么我就是没有遗憾的。
由于疫情肆虐，第二学期的《高等数学》期末考试被迫延期举行。那年9月的时候，杜若霞副教授与我们在腾讯会议上答疑，她听到我的声音便想起了我是谁。在大多数任课老师与学生毫无牵绊可言的大学生活中，竟然还有老师记住了我，让我的心中感受到了暖流涌动。她还咨询我最后是否申请了转专业，以及申请转专业后考核的结果。她在得知我没有转专业成功后，仍然不忘鼓励我：“你所在的专业也是一个很好的专业，我相信优秀的你可以在这里做出一番事业的。”即使是今天，我想到杜若霞副教授和蔼的表情与真诚的话语，我都会感叹，我的确是遇到了一位人生的破壁人。
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上杜若霞副教授的任何课程了，我与数学科学学院的缘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但是，我仍然会在中山北路校区偶尔遇到一位和蔼的女教师带着她的孩子在路边欣赏花花草草，有说有笑，那就是杜若霞副教授。
但她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不像以前那样会和我打招呼了。也许，她已经把我忘记了吧。想到这里，我竟不免有些难过。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不久，我遇到了我大学生活中的第二堵墙。与第一堵墙不一样的是，这堵墙是物理意义上存在的。
那时，新型冠状病毒还在全球肆虐，我们并不在一个安稳的环境之中。学校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将学校分成了多个片区。尽管分片区似乎是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病毒传播的风险，但它却也将人与人隔开。
那时候，校门是一堵墙，片区之间也有一堵墙。我们见不到想见的人，任凭时间消磨我们的意志。
但在意志消磨殆尽之前，存在一个比精神需求更大的物质需求问题：我的草稿纸不够用了。作为一个对数学有着热爱的人，我是不可能离开草稿纸的。但是因为那些将我封闭起来的墙，我没有办法补充我的草稿纸了。我知道，我的家里还有一些草稿纸，于是我期待着我的父母可以帮我把草稿纸送出来。但即使我的父母可以出家门，我却无法在校门口接来他们送的东西。
我的父母告诉我：“你完全可以去联系杨兴龙辅导员，让他帮你出出主意。”我却百般不愿意。缺少草稿纸这种事，在我看来实在是与辅导员没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这个义务为我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何况缺少草稿纸只是我的小事，我又怎么能麻烦此时为了疫情的事情焦头烂额的辅导员？但我的父母将我的草稿纸的事情完全寄托于了我的辅导员，我还没有出口询问，他们就已经早早联系上了杨兴龙辅导员。我嫌弃他们给杨兴龙老师添麻烦，但他们却让我赶紧去找杨兴龙老师。
事实是，我的确是低估了杨兴龙老师对我们的关照程度，他真的愿意在如此紧急事态下，去照顾一个没有草稿纸的学生。我担心只是为了一些草稿纸就去麻烦杨兴龙老师太过不好意思，他却说：“你只要跟我们开口，我们都是服务同学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大学老师跟同学的关系不像以往，是没有上下的，有需求尽管提就是了。”在当时的片区制度下，我在河东，他在河西，我们不能近距离接触。但是，他开着一辆平衡车，怀里揣着厚厚一沓A4纸，从河西的那头驶向河东与河西那堵墙的场景，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那好像只是500张A4纸，但又好像远远不止是500张A4纸的价值。
然而，得到了杨兴龙老师提供的草稿纸后，我却一天比一天愧疚。在我得到草稿纸的一周之后，我就提交了转专业申请，而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无疑是一场背叛。我利用了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不少资源，得到了杨兴龙辅导员的无数帮助，现在还麻烦杨兴龙老师为我提供草稿纸，结果我却要离开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这对我来说，竟然有点像是在过河拆桥。杨兴龙老师对学生们抱有希望，对学生们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我却在得到了他的物质帮助后申请转专业，这对我而言实在是不能承受的心理压力。
杨兴龙老师在我们入校的第一天，赞叹我们的优秀，向我们讲述学院的辉煌背景，带着我们认识校园的场景都历历在目。如果要让我们评选大学里印象最深刻，最优秀的老师，我们一定都会投给杨兴龙老师。也正因此，我申请转专业，不但是对他心中有愧，更是有一些依依不舍。
在我递交转专业申请的当晚，杨兴龙老师就发现了这件事。我本以为，他可能会说非常多的话来劝说我留在这里，甚至是批评我利用了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资源却又转身离去。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杨兴龙老师却说：“你要转专业吗？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专业太难了吗？我们需要你的真实想法，希望可以给你更多帮助。”
看到这样的话语，我不免心中一酸。杨兴龙老师是真心地希望同学们可以都有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地站在学院的立场讲话，而我却误会了他。他会站在最理性的角度，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路，让同学们少走弯路。河东与河西之间，的确隔着一堵冷酷的墙，但他的温暖却早已隔着实体的墙，传到了我的心间。
也许在外人看来，仅仅是因为这位辅导员提供了草稿纸就感动到如此境地是有些奇怪的，仅仅是因为这位辅导员咨询学生的学习状态就如此感激是有些莫名的。然而，在当时环境之下，在当时这么多堵墙禁锢我的情况之下，即使只是这样看似平常的关心，也足以给予我莫大的力量。
再到后来，我并没有通过转专业的考核。尽管心中有着对没有追求到理想的遗憾，但我想到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会有不少良师益友，我还是乐观地接受了在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学习的未来。
听说有一位前辈，为杨兴龙老师赠送了“全世界最好的辅导员”的锦旗。场面虽然很搞笑，但我却不得不说，他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
在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时，我第三次遇见了墙。这一次，是很多堵墙。
年少轻狂的我因为总是想要追求数学梦想，而将本专业的计算机相关知识的学习抛在了脑后。尽管我总能在理论课考试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一旦让我亲身实践，编写代码，我往往就会暴露出最脆弱的一面。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诚哉此言。
但我知道，如果我继续这样的状态，我未来将没有去处。凭借我现在的数学水平，我肯定是不能去追求基础数学的学习了。而凭借我目前的计算机水平，恐怕我参与任何的项目都会是进度最慢的一个。而且，若是真的让我未来完全投身于计算机的学习之中，恐怕我的心中仍有抗拒与不甘。然而，考虑未来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了。本科毕业直接就业、考取硕士研究生、获得推免名额保研硕士研究生等多种选择正摆在我的眼前，等待我去抉择。而如果我选择了深造，我究竟是应当选择与计算机关系更紧密的专业，还是选择与数学、统计关系更紧密的专业，却成了另一个难题。
在每一条选择的路上，都有一堵阻挡了我视野的墙。我可以拆掉其中任何一堵，但代价是我得几乎无法回头地走下去。仅靠我目前的信息来源，做出选择是艰难的。
但我想起了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黄波老师。
黄波老师曾经是英特尔首席工程师，现在他是一名在华东师范大学任职的教授。他的专业能力无人质疑，他在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开设的专业选修《软件系统优化》被同学们一致认为是一门不可多得的优秀课程。不过，他也很希望能帮助到那些初入社会满眼迷茫的大学生，很希望能为我们引领正确的人生道路，因此，他在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开设了一门专业选修《事业启航》。有别于其他的硬核专业课，这门课更多地是希望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未来的成长方向，让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有的同学在上了这门课后，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收获，“感觉都是说了一些大道理”。而有的同学相比于这门课想要传达的精神，还是更在意这门课最后给出的绩点，“我不知道这门课最后会以怎么样的方式来给绩点”。但是，如果大家的确愿意去在这些看似是大道理的文字背后，去探寻实践的方式，我们仍然可以真正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之所以选择《事业启航》这门课，不只是因为学分需要，更是因为我的确在为我的未来感到迷茫。这门课的确为我带来了很多，但我也期待黄波老师能给我更多个人的，个性化的建议。在这门课结课之后，我很想与黄波老师聊聊天，说一说我的心路历程，说一说我的迷茫。于是我趁着暑假小学期，找到了黄波老师。
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都告诉我：“要好好珍惜高中的学习生活！到了大学，老师们都不会管你们的。”事实是，我在大学里的确难免会遇到个别老师对学生的事情不那么上心。这也让我一度十分担心，黄波老师究竟愿不愿意与我进行私人谈话，黄波老师会不会愿意和我探讨我的未来人生道路。
但黄波老师是一个真诚地对待学生，愿意与学生聊天的老师。我和他倾诉了我理想与现实的纠葛，讲述了学生之间的绩点焦虑，告诉了他我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迷茫。他愿意听，愿意理解，也愿意就我的情况做单独分析。他是一个有人生阅历的人，而且他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所有人，无论这样的经历是好还是坏。我想，我能在大学里遇到如此老师，应当是足够幸运的。
我仍然记得我和他最后的对话：
“黄老师，您给我的《事业启航》的分数好像是我身边的人当中最低的，难道是我的事业没有启航吗？”
“不，你的成绩很优秀。你的事业已经启航了，而且我相信你是个优秀的人。”
即将步入的大三，是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一年，也是最不容易的一年。我将不得不沉浸在专业课的海洋之中，考量着未来可能的人生选择。也许我在未来，仍然会遇到很多我无法一下子就克服的高墙，但我相信，在我的身边会有很多的老师陪伴我，帮助我找到正确的路，帮助我拆掉阻挡我的高墙。
杜若霞副教授或许已经将我忘记了。
黄波教授也许会在这门课结课不久将我忘记。
杨兴龙辅导员也许会在我本科毕业之后将我遗忘。
对他们来说，他们早已见过无数的人，见过无数的学生，也许他们终会把我遗忘。而对我而言，他们却是我人生见到的少数老师中闪闪发光的星点，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也许在毕业以后，我会再与他们江湖相见。不过，彼时我们的身份将不再是老师与学生。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愿意尊称他们一声老师。
哪怕只是为了那短短几个小时的教诲。
作者简介：李睿恩，就读于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