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之中若能邂逅几位对自己影响至深的良师益友，无疑是一大幸事。优秀的老师会对学生产生深入骨髓的影响，影响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他对待社会、工作、家庭、他人以及人生的态度。我的博士生导师兼同事张春柏教授就是这样一位集“经师”和“人师”于一体，既精于“授业”“解惑”，又时时以“传道”为己任的优秀学者和师长。回望自己在华东师大工作、学习这二十年，早已是物是人非，学校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而自己也已经从当初懵懵懂懂的“小年轻”步入中年，从“小赵”变成了“老赵”，从硕士变成了博士，从助教变成了教授。在这其中，最值得我感恩、感念的便是我的老师张春柏教授。
一、初次相见，如沐春风
我是2000年7月硕士毕业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的，1999年年底来校求职时，面试、考核我的是时任英语系系主任，后来调至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曲卫国教授，据说当时担任外语学院院长的张春柏老师去了武汉大学招聘。因此，我和张老师的初次见面是我正式入职后的9月份。
这次愉快的交谈以及此前和系主任曲卫国教授的多次交流，其实对我的震撼还是比较大的。我是西北人，本科和硕士均在西北的高校获得，当时虽然是学生，但也耳闻目睹过西部大学中各级领导与普通教师之间的距离，虽不好用“等级森然”来形容，但距离感肯定很强。久而久之，我也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等级感、距离感是正常的、自然的。然而，在上海，在华东师大，在外语学院，我所亲身经历的这种“官民平等、和谐共生”的关系则彻底推翻了我以前的观念。二十年后的今天，虽然自己的社会阅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这种看法基本未变：华东师大、丽娃河畔的自由平等之风已经侵入了每个华师人的骨髓，形成了独特的华师风气、华师气质。那些来自外面的异质的东西，受到这种风气、气质的影响，往往或与其融入一体，或自行剥离脱落。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和同事、朋友交流时，我们都认为在师大工作挺舒服！而这种舒服的感觉其实正是像张老师、曲老师这样的前辈身体力行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人多了，就形成了师大独特的气质，并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师人。
师生合影
二、传道授业、桃李芬芳
2002年9月，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张老师的博士生，攻读翻译方向，并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于2006年2月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在这三年多的时间中，张老师指导博士生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影响着今天我自己对博士生的指导。这种风格可以用以下三个词来归纳：
1. 尊重：所谓尊重，是指导师尊重学生在本方向上的自主选题，并不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强加给学生。众所周知，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道难关是论文选题。一般而言，题目可以由导师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进行分配或指定，这种方式看似简单，但对学生，尤其是对文科专业的学生而言难度很大，因为导师擅长的，学生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也不一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另外，题目也可以是学生在阅读大量文献后和导师讨论得出，通过这种方式所选定的题目，一般可行性较强，但这种方式要求学生和导师能够准确把握研究的前沿，而且可能需要多次反复才能确定选题。还有一种，是学生将自己的实践进行理论升华，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这种方式基于学生前期的实践和研究，可行性很强。
我自己攻读博士时就曾首先尝试第二种方式，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先后提出了好几个选题，但经过和张老师的反复讨论，均被推翻。最后，我和张老师商量，希望他能同意我将双语词典的翻译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在硕士期间曾深度参与大型汉英词典《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并发表过与此相关的多篇论文，此外，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基于这项工作的研究，而且获得了西安外国语大学当年的优秀硕士论文。张老师尊重我的选择，但建议我再看看相关文献，争取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选题是可行的。
2. 开放：所谓开放，是指导师不拘泥于门户之别或孤芳自赏，而是鼓励学生多与学术界进行交流，并从中汲取营养，吸收养料，甚至碰撞思想的火花。2004年秋季学期，张老师邀请了哥本哈根大学翻译学教授，翻译学国际权威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的主编Kay Dollerup来华师大讲学。此时正值我在冥思自己的博士论文框架，经过和张老师多次讨论后，他认为基本可行，但同时鼓励我就论文选题和框架与Kay Dollerup教授进行讨论，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在一个旭日东升的秋晨，我专程拜访了在金沙江宾馆下榻的Kay Dollerup教授。我们两人盘腿坐在宾馆外面的草坪上，沐浴着晨光，我向Kay Dollerup教授详细介绍了论文各个章节的内容及主要观点，他则边倾听，边提问，边质疑，边提出意见和建议。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他站起身来，握着我手说：“恭喜你，你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张老师对此也很感高兴，说：“我们前期的讨论，加上Kay Dollerup教授的意见和建议，证明这个选题是可行的，这样我就放心多了！你就按照这个框架往下写吧！”
3. 严格：对学生自主选题的尊重和开放的培养方式并不意味着对培养质量的放松。相反，张老师对博士生的培养极为严格。2005年春季开始，我开始专心写作博士论文，写好一些章节后就邮件发给张老师指正，整个撰写过程持续了半年，从春寒料峭写到了艳阳似火。论文用英文写作，大约10万词左右。张老师尽管教学和行政工作繁忙，但总会在第一时间修改回复。每次打开邮件，都会看到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和修订，让人感动不已。正是经过这样的反复打磨、修改和讨论，论文的后续盲审和答辩均一帆风顺，并于2008年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此外，张老师还一直催促我们撰写发表论文，要求论文投稿前先发给他审读和修改。在张老师的指导下，读博士3年多时间内，我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博士论文中的各个章节以及整个论文的框架在论文答辩前几乎已经全部公开发表。
2017年10月，我当时还在美国工作，得到同门的通知，说张老师将于11月荣誉退休，他所指导的大部分博士生将于10月18日来沪一聚，共庆张老师荣退。刚好我因公回国，所以特地调整了机票日期，得以当日抵达上海，并从机场带着行李搭车直接抵达饭店，参加荣退晚宴。张老师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指导博士生，迄今已培养博士数十名，其中10多名已在全国各大高校担任教授、博导或外语学院院长，他们从张老师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为我国翻译专业的发展增砖添瓦，贡献力量。
三、亦师亦友，耳提面命
与其他很多同门不同的是，张老师首先是我的恩师，但同时也是我在英语系以及后来的翻译系的同事，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受教于老师。这种受教，不仅是指学术上的教诲，更是指关于为人处世的指导。有些学期，由于在同一天上课，我和张老师经常在校车上坐在一起，沿途问答，耳提面命，老师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有时甚至是不经意的一些话语，时常会让我豁然开朗，受益匪浅。下面略谈几点：
2.专业是立身之本：作为翻译专业的教授，张老师的专业基本功非常扎实，不管是英译汉和汉译英，均让人叹服，这一点连曾常年在美国学习、工作的费春放教授也非常认可。费老师曾和我聊过张老师的译作，认为质量极为上乘。张老师平时和我们聊天时，也非常强调语言基本功的训练，认为作为翻译专业的教师，理论水平固然重要，但实践水平也不能有些许折扣。他曾多次说过，语言基本功扎实是华师大外语学院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有趣的是，在前段时间和上海交大外语学院的一位教授聊天时，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因为他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曾在华东师大外语学院任教的周国强教授。在外语学院前些时候召开的本科专业建设会议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正是由于对专业基本功的看重，张老师鼓励我们平时要多从事翻译实践工作，按照他的话说：“学外语的不做些翻译，这是难以想象的。”作为张老师的学生，我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实践老师的思想，而且努力把这种思想再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在这个“理论满天飞”，“唯理论为尊”的年代，一阵见血地指出“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是翻译专业教师的立身之本”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 与事不争，与人为善：作为张老师的学生和同事，我最佩服的是他淡然处事的风格和与人为善的品格。他曾多次告诉我：“凡事不用太过去争，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基础，你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在了眼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张老师多年来担任外语学院的院长，行政工作难免众口难调，也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但我从张老师口中很少听到抱怨或贬低别人，更多的则是换位思考和理解。纵使有些老师出于一时意气而口有微词，他也都淡然处之，不争不辨，留待时间来证明对错。后来我自己担任了翻译系的系主任，工作中也难免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但凡此时，想起张老师的教诲，我往往会努力让自己先静下心来，然后思考该如何妥善处理。仔细想来，正是这些年来和张老师的交谈帮助我逐渐变得成熟和稳重。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一名优秀的老师，既是学生的“经师”，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是学生的“人师”，用自身的师德和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塑造学生。我的老师张春柏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学养深厚、品德高洁的师长！
退休后，张春柏教授为学生开展讲座
作者简介
赵刚，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大就读时段：2002年9月至2006年6月。
